历史与文化范文精选

摘要：表达的历史(重写的历史)和表达历史的观点和方法都是对历史的反思，在这个意义上西方的历史总是“今天的历史”，它的最高反思形式是现代的分析历史哲学，即现实的批判的历史思想；中国历史是历史自身的同一性超越，它历史地形式化为中国文化，因此它是“历史的今天”，它的最高本质就是作为中国哲学的中国思想。对历史的自觉的思想是历史在人的思想中实现的历史的本质，分析的历史哲学由于最终实现了历史与史观的分析的统一，因而达到了与中国思想在历史问题上互补的境界。

历史是一门既不同于自然科学也不同于社会科学的学科，它既是它的自身，又是自身的对象，它虽然与哲学似乎完全不同，但它所具有的反思性质即它自身的超越却与哲学无异。正是这种超越性使它具有超文化性，从而为不同的历史文化之间的比较提供一个共同的研究平台，历史的自身、历史的重写、历史研究、对重写历史与研究历史的观点和方法的反思即是性质上的同一，又是形式的同构，它暗示了不同的历史文化之间存在的共同基础，历史在认识论的意义上所达到的深度可以把中西哲学带到了一种互补的境界。

一、历史与哲学

历史总是多重意义的：时间意义上的过去的历史，成为了现在的历史事实——这首先是保存在人们的记忆中的历史，然后是指包括文化遗迹和史料中的历史，再就是由历史学家重写的历史，这就是一般意义的被表达的历史，最后是有关历史理论包括关于历史研究，史学观点和方法、关于历史的哲学思想等等，但这一切最终也是都是历史即人类自身的历史。

时间意义上的过去的历史是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过去的存在比现在的存在更令人困惑，在哲学上更加困难，比如海德格尔(1889-1976)对存在与时间的描述就给读者一种梦境中的挣扎般的印象，但是，虽然时间意义的存在问题如此困难，但至少现在的存在在理性的思想中却是确实的，笛卡儿（1596-1650）说：“我思故我在。”现在的存在因理性的思想而被自觉，或者说在理性的思想中因自觉而被证实，这句话是人类理性的自我意识最终从朦胧时代挣脱的句号，也是人类自身存在的理性自觉自身开始的问号，它宣告了人类从历史的觉醒进入到了思想自觉的时代。

对于历史来说，这意味着历史的真正意义不能离开历史的时间性本质，但是过去总是以被表达的重写方式成为有意义的历史，因此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相信有两种历史，基于时间的过去的历史即历史的存在和基于表达的历史即被历史学家重写的历史或称之为现在中的历史，他们留下了过去的存在问题去折磨哲学家们,但是他们并不能逃脱历史哲学，因为基于时间的历史最终包括了现在，人们无法区别存在在历史时间之中的现在与在现在之中的历史存在，它的最高形式就是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在现实思想中的历史反思，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就是历史的反思或反思的历史，这种历史存在的超越同时性是历史和历史哲学所透露的世界最重要的秘密之一。

历史是一门既不同于自然科学也不同于社会科学的学科，它既是它的自身，又是自身的对象，它虽然与哲学似乎完全不同，但它所具有的反思性质即它自身的超越却与哲学无异。正是这种超越性使它具有超文化性，从而为不同的历史文化之间的比较提供一个共同的研究平台，历史的自身、历史的重写、历史研究、对重写历史与研究历史的观点和方法的反思即是性质上的同一，又是形式的同构，它暗示了不同的历史文化之间存在的共同基础，历史在认识论的意义上所达到的深度可以把中西哲学带到了一种互补的境界。

一、历史与哲学

历史总是多重意义的：时间意义上的过去的历史，成为了现在的历史事实——这首先是保存在人们的记忆中的历史，然后是指包括文化遗迹和史料中的历史，再就是由历史学家重写的历史，这就是一般意义的被表达的历史，最后是有关历史理论包括关于历史研究，史学观点和方法、关于历史的哲学思想等等，但这一切最终也是都是历史即人类自身的历史。

时间意义上的过去的历史是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过去的存在比现在的存在更令人困惑，在哲学上更加困难，比如海德格尔(1889-1976)对存在与时间的描述就给读者一种梦境中的挣扎般的印象，但是，虽然时间意义的存在问题如此困难，但至少现在的存在在理性的思想中却是确实的，笛卡儿（1596-1650）说：“我思故我在。”现在的存在因理性的思想而被自觉，或者说在理性的思想中因自觉而被证实，这句话是人类理性的自我意识最终从朦胧时代挣脱的句号，也是人类自身存在的理性自觉自身开始的问号，它宣告了人类从历史的觉醒进入到了思想自觉的时代。

对于历史来说，这意味着历史的真正意义不能离开历史的时间性本质，但是过去总是以被表达的重写方式成为有意义的历史，因此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相信有两种历史，基于时间的过去的历史即历史的存在和基于表达的历史即被历史学家重写的历史或称之为现在中的历史，他们留下了过去的存在问题去折磨哲学家们,但是他们并不能逃脱历史哲学，因为基于时间的历史最终包括了现在，人们无法区别存在在历史时间之中的现在与在现在之中的历史存在，它的最高形式就是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在现实思想中的历史反思，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就是历史的反思或反思的历史，这种历史存在的超越同时性是历史和历史哲学所透露的世界最重要的秘密之一。

人类的历史从不自觉的自身开始经过历史表达的自觉而趋向自觉的历史哲学，这正是人类自觉的一个组成部份，历史的特殊性正在这里，它即是历史的自身，同时又是历史的表达与反思，一方面，作为历史与历史的反思，它们在时间上具有同时性意义，即历史与历史反思的同一；另一方面，作为被表达的历史与对被表达的历史的反思，它们总是以相同的表达的方式实现的，即具有形式的同构性，历史的自身是这样，历史的反思也是这样，因此历史和历史的反思在同一中进行，在同构中重演，人们总是反复地重新理解、思考历史。或许有无数的具体的历史，有千百万历史学中的历史，但无论是时间意义的过去的历史还是表达或被表达的历史的过去，它们具有终级的一致性，否则就没有历史。——这也是一种历史观，也是一种哲学，即历史哲学。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被许多地方政府奉为发展经济的圭臬，地方政府挖空心思、掘地三尺，想方设法寻找具有历史影响与地域声名的文化事项，其中利用最多的当属民俗文化。曾几何时，历史成了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文化好像“陪侍女郎”，地方政府的任何发展计划都很可能把文化拉来陪衬一把，吃文化、酒文化、茶文化、鬼文化，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不管发掘、包装了何种历史文化或者民俗事项，无非都是经济发展的陪衬品而已，文人们证明文化事项的历史影响与地域性声望，试图通过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的文化的金字招牌扩大地方的影响，足以使地方政府吸引到海内外的资金投资地方经济建设。在仪式表演的背后，地方政府的意识形态则是“让╳╳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怀抱着通过文化的仪式化表演纳入世界经济秩序格局的理想，想象地方性文化的展示迈向世界的坦途，这种全球化的想象正是中国当下的文化现象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症候。对于这一当下中国重要的文化现象，我们还是以2000年9月浙江省绍兴市在上海举办的“中国·绍兴文化周”为个案进行分析。

据主办单位介绍，本次“中国·绍兴文化周”以“让上海更了解绍兴，让绍兴更走近上海”为主题，集中展示绍兴的文化精品，汇集绍兴的名优新特农产品，利用绍兴建筑、旅游业的影响，以展览、展演、展销、洽谈等形式，充分展示绍兴深厚的历史文化、杰出的名人群体和良好的经济基础，进一步提高绍兴知名度和影响力。整个文化周分为“文化活动”和“经贸活动”两大部分。其中“文化活动”包括戏曲展演、书法展览、文化名品图展、电视精品展播。经贸活动包括农副产品展销、农业科技招商建筑业恳谈会、旅游业恳谈会。此次“中国·绍兴文化周”活动的效果如何，我们可以看一下当地报纸《绍兴日报》的说法：

整个上海滩弥漫着“绍兴文化”气息，绍兴的桥、水、酒、戏曲及历史名人，使前来参观的上海人陶醉忘归，赞叹不已。绍兴文化周展览”充分体现了“文化切入，雅俗共赏”的布局精神。第一部分“文化名品图片展览”以图片和文字的形式介绍了绍兴丰厚的历史文化、人文文化和乡土文化，不少人看完图片展后就表示“有空一定要去绍兴白相”；第二部分“翰墨渊薮”展出了历代绍兴书法名家的经典之作，其中“少儿书法作品展”部分令参观者刮目，赞不绝口；第三部分是农副产品展销，各种绍兴的名优新特农产品让参观者既领略了乡土风俗，又能满载而归。蔡元培的侄曾孙蔡健国先生在看完展览后说：“整个布局既有高雅文化，又有乡土文化，豪华的展馆里卖1元多一瓶的腐乳而并不显得突兀，这就是绍兴乡土文化。”最能吸引人的展厅是充满绍兴乡土味和民俗风味的农产品展厅，其中的咸亨酒店场景，让不少上海人有既熟悉又新鲜的感觉，嚼一颗茴香豆，喝一口热老酒，咽下一缕绍兴风情。而霉豆腐、霉干菜等风味食品也不断诱使上海市民打开钱袋。著名电影艺术家谢晋也参观了“绍兴文化周”的展览，他在上虞的有关展点前对记者说，绍兴的人文景观并不输杭州、苏州，而独特的民俗风情更让人回味良久。要让更多的人了解绍兴，这种以文化为主题的宣传形式效果不错，另外还可以拍摄一些纪录片，在上海的媒体中陆续播放，介绍一些绍兴人文文化的渊源。一位从事过多次类似宣传报道的上海台记者说：“来上海作各种宣传的省、市挺多，但拉出‘文化’大旗的还是头一家。”[1]

从记者的介绍来看，“中国·绍兴文化周”可谓非常成功，而它的成功可以说是完全以绍兴的自然山水以及人文景观取胜。绍兴这块土地，仅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就孕育了许多著名的历史人物，更不用说它所拥有的悠久历史，这些都使它具有足够的文化资本向外界展示其诱人的自然与人文魅力。在这里，我们要讨论的不是这一文化策划取得成功的奥妙，毋宁是“中国·绍兴文化周”中权力话语的展示，正是这一系列的权力话语，将绍兴本土的各种资源浓缩在一个有限的场景之中，构成一出社会戏剧。表面看来，在这出社会戏剧之中，扮演主角的是绍兴地区的自然与文化资源，其实，当这些所有的自然与文化资源浓缩在一个有限的场景之中的时候，整个自然与文化资源就已经被彻底的戏剧化了，换言之，作为政治权力代表的地方政府在这一戏剧化的过程中，充当着导演者的身份，这些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只是实现政府政治意图与经济目的的木偶，在整个社会戏剧中，自然资源与文化资源的展示依据的是程式化、仪式化的套路，文化资源的展示演化成了政治权力意图的展示，在这一意义上而言，“中国·绍兴文化周”实际上是一种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仪式。在“文化周”期间，促使文化资源实现意识形态功能转换的恰恰是文化资源的空间位移，绍兴的自然与文化资源以展览、表演的方式展现在昔日十里洋场，今日改革开放最具活力的大上海，绍兴市政府的这一文化策划可谓意味深长。如果我们解构这一权力话语的展示过程，则可以发现，权力话语的展示实际上是通过一系列时间和空间的想象来完成的，在这一展示过程中，权力政治与资本之间的共谋，驱动着大众观看这场文化资源展示（权力话语展示）的欲望。

关于时间的想象，表现在将绍兴的历史发展脉络实物化，在“文化名品图片展”中，将代表绍兴悠久文化历史的古代文物一一展示，而所谓名人、名馆、名舍、名景等的展示更将一个地域悠久的历史与可视、可感的人文景观联系在一起，而当代文化的成就展示则向观众表明：在今天，这一悠久的文化灿烂依然，形成一幅流动的辉煌历史画轴。无论是现代史上的鲁迅、蔡元培、等历史人物，还是古代历史人物曾经流连驻足的名山胜水，它们象征的是一个地域的历史流程，却被现代的光电设备、包装技术整合到一个空间之中，无非是为了论证绍兴悠久的历史以及鼎盛的人文，而论证的目的又是为了向观众展示“中国·绍兴文化周”活动策划的历史与文化合法性，也就是说，绍兴拥有足够多的文化资本吸引外来者的眼光，使更多的外来资金注入绍兴的经济建设。关于绍兴风土人情的介绍，特意将鲁迅先生笔下的“咸亨酒店”以图片的形式在“文化周”宣传的互联网网页上予以展示，却无须描述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关于一代知识分子命运的杰出思考与批判，在这里，思想已经被视听时代的图片形式过滤与化约了，历史已经失去了其自身应有的厚重与深沉，在这种平面化的展示中，人们无须了解到历史现象背后的真实存在，因为权力在这场历史与文化展示的社会戏剧中，已经预设了历史与文化的陪衬作用，真正支持着历史与文化展示的是一种权力与经济合谋的目的。在当下的文化境遇中，历史往往不是被尊重的事实，反而是戏拟、反讽、不断被“修正”的对象，一如所谓的历史事实自身掩盖了现象背后的权力与意识形态，当下的文化对于历史的态度也同样表明了人们运用历史的潜在意识形态。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从众多的“人造节日”中看到这种对于历史与文化的“非历史化”的倾向，历史与文化往往成了权力资本与经济资本玩弄的对象。有鉴于此，我们可能更应该揭示的是这种历史的生产方式是如何生产与再生产的？它又是如何从当下中国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错综复杂的语境中脱胎而出？它是如何被意识形态生产出来？又是如何参与到中国当下的新型意识形态的建构之中？[2]

同样耐人寻味的是，“中国·绍兴文化周”的口号是“让上海更了解绍兴，让绍兴更走近上海”，而不采用人们常见的“让世界了解绍兴，让绍兴走向世界”的宣传话语，这一口号表述的实际上是一种空间想象，即“绍兴—上海—世界”的空间序列想象。其实，主办单位对“文化周”命名尽管煞费苦心，“中国·绍兴文化周”将主办单位更广阔的空间想象却暴露无遗，当然，这是一种潜在的空间想象。在上海展示绍兴的历史与文化，绍兴与上海的空间距离之近，稍有历史与文化知识的上海人应该不会不知道绍兴这个地方，如果主办单位仅仅局限于上海的市场，没有必要在绍兴前面冠以“中国”二字。自从90年代以来，上海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中心，旧上海的十里洋场浸淫着欧风美雨，引领数十年中国社会关于现代文明的想象，今日的上海滩又一次领导着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潮流，即便在计划经济时代，“上海货”依然是工业文明的象征，自从近代以来，上海似乎从来没有失去其作为东部中国中心的地位。现在，巨大的城市广场、西式快餐的连锁店、夜晚星河般闪烁的霓虹灯、国际化的城市建筑等等以其奢华而虚假的繁荣景象编织了一个现代化的迷梦，使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渴望获得了替代性和想象性的满足。上海拥有的现代文明的先进色彩，与周边地区之间形成了先进/落后、现代/传统之间的时间意义上的二元对立，无形之中获得了地缘政治的意义，在广大的东部地区，上海与周边地区的地缘政治关系无疑是一种“中心与边缘”的关系，中心是现代化的象征，边缘则是次发达或者待发展地区。另外，在边缘地区看来，上海高度发达的城市文明与西方现代文明之间的距离无疑要比边缘地区小得多，在某种意义上，上海的城市文明拉近了边缘地区与西方文明之间的距离，因为，在大上海可以感受到全球化的气息，经济、文化、生活的潮流几乎与世界同步。据此，我们似乎可以这样理解，向往上海的城市文明，试图开拓上海市场的努力，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则是全球化的想象。在上海展示绍兴的历史文化、民俗风情、名优特产，绍兴以一种经济弱者的姿态明显地希望能够得到上海——现代都市文明的象征——的认同，它必须采取的策略只有在经济强者面前展示自己的文化优势，将自己包装成为一个文化强者的形象，以深邃的历史感填补空间想象所带来的距离，以此更靠近现代都市文明的中心，希望能够纳入由上海引领潮流的经济秩序之中，进而通过上海迈上经济全球化的道路，用一句俗语形容，就是“借船出海”，用国家话语表述则是“与世界接轨”。在这一时空想象的话语实践中，历史、文化成了权力政治与资本的妆饰，历史与文化既建构着权力政治与资本关于现代化的时间与空间想象，同时，这种想象也反过来建构着历史与文化，其实，在中国当下的具体情境中，我们毋宁更应该强调后者。我们不难想象，在漫长的绍兴发展史上，除了在“文化周”期间作为权力政治与资本展示的历史与文化事项之外，其实还有许多的历史与文化事项，而这些事项却被掩盖、被遮蔽，原因在于这些历史与文化事项并不符合权力政治与资本关于绍兴历史与文化的想象。因此，当绍兴的历史与文化在大上海的各种展览场馆展示的时候，当上海的市民啧啧称赏于绍兴历史文化的悠久灿烂充满魅力的风土人情的时候，人们可能不会意识到，关于绍兴的另一种历史与文化的解释已经流失，因为，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是经过权力政治与资本过滤的历史与文化面相，真实的历史与文化远非如此直线进化与简单明了，权力政治与资本控制了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与灿烂文化地区的话语表述，将历史与文化仪式化、戏剧化的后果，则是剥夺了历史与文化表述的主体位置，而将其控制在权力政治与资本可以容忍的程度和范围。[3]权力政治与资本的作用并不仅仅于此，同样作用在现代化的空间想象之中。在当下中国的情境中，无可置疑的是，资本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机器，它在破坏了原有政治、经济与文化机制的同时，也在重新建构着一套符合资本运行逻辑的机制，这就是在国家的权力政治与资本之间形成互惠、共谋的关系，资本利用权力政治规避在市场法则中可能遇到的限制与麻烦，而权力政治则代表资本组织社会力量与社会资源，进而使资本不断扩张。权力政治与资本的共谋与互惠，在“中国·绍兴文化周”期间，将绍兴的各种地方性资源整合在“让上海更了解绍兴，让绍兴更走近上海”的主题下，形成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绍兴的历史、文化与上海高度发达的城市文明其实并不可能相互转换，可以互惠的是两地的经济资源与政治资源，但是，权力政治与资本在上海展示着绍兴的历史与文化，现代化的大都市到处“弥漫着绍兴文化气息”，使两者在一个戏剧化的舞台上联系了起来，进而完成了权力政治与资本关于绍兴与世界经济体系之间的想象。

【内容提要】“新历史主义”是一个弹性较大的文学批评流派，其流派特征为：以特有的方式回归历史。但这“历史”不是马克思主义所着力考察的以政治、经济制度为主的社会状况，而是一种“文化性的”历史；不过，在对文学的历史作用的强调上则体现了“新历史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相通之处。新历史主义批评是一种多元理论的产物，它的价值在于尝试将马克思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相结合，将历史纬度输入到后结构主义批评当中。

【关键词】新历史主义/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文化诗学/塑造/流通

【正文】

“新历史主义”（NewHistorism）作为一个批评流派获得正式命名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美国。1982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教授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Greenblatt）为《文类》（Genre）杂志的文艺复兴研究专刊号编选一组论文，并撰写导言，称这些论文体现了一种“新历史主义”的倾向。从此“新历史主义”很快被广泛地接受和使用。“新历史主义”可以说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批评流派，即在具体的批评操作之前，文学批评家之间并没有一个明确而完备的理论框架作为他们共同的批评支点，在批评操作上也显出方法的多样性，而不象“新批评”那样逐渐定型化和程式化。到目前为止，对“新历史主义”的研究和理论界定已使其相对清晰，但“新历史主义”仍然是一个弹性较大的文学批评流派，甚至一些被看作是新历史主义者的人也不承认自己的文学批评是新历史主义的。

“新历史主义”作为一个批评流派肯定有其不可取代的共性，这种共性可简洁地概括为：以特有的方式回归历史。20世纪的文学批评可以粗略地分为历史主义的和非历史主义的两种。历史主义的文学批评强调文学是外在于它的一个更大的社会、历史、文化系统的一部分，对文学的理解依赖于对产生它的整个“大语境”的理解，这种批评倾向一直不绝如缕；非历史主义的文学批评则隔断文学与作者、读者和它所反映的世界的确切关系，抓住文学的语言特性展开其理论和批评实践。“新历史主义”之所以“新”就在于它回归历史的方式是独特的，不是要简单地回复到旧历史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它吸收了非历史主义批评的若干成分，特别是后结构主义，尤其是福柯的一些理论成分。它企图把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的文化批评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新的历史主义批评。正如格林布拉特自己所承认的，他们的批评实践很难划入哪一个居主导地位的理论营垒，只能置于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之间来加以说明。另一个重要的“新历史主义”的历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海登·怀特（HaydenWhite）也说过：“新历史主义既过于历史化，又不够历史化，既过于形式主义，又不够形式主义，而这完全取决于以何种历史和文学理论为基础来对其加以评判。”［1］（P98）

“新历史主义”的批评实绩主要表现于对文艺复兴时代文学的批评研究上，这和它的近亲英国的“文化唯物主义”（CultureMaterialism）显出了相同的批评偏向。作为“新历史主义”命名者和主要代表人物的斯蒂芬·格林布拉特，其主要成就就是在文艺复兴研究领域，他长于个案和具体的文体分析，这种个案分析不同于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那样的“内在”批评，而始终依托于他所重建起来的历史、文化的“大语境”上，因此是一种“外在”批评。他是如何在批评实践中重建历史文化语境的呢？他这种重建的努力与旧历史主义文学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又有哪些不同呢？

【关键词】新历史主义/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文化诗学/塑造/流通

【正文】

［分类号］I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597（2001）02—0034—06

“新历史主义”（NewHistorism）作为一个批评流派获得正式命名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美国。1982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教授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Greenblatt）为《文类》（Genre）杂志的文艺复兴研究专刊号编选一组论文，并撰写导言，称这些论文体现了一种“新历史主义”的倾向。从此“新历史主义”很快被广泛地接受和使用。“新历史主义”可以说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批评流派，即在具体的批评操作之前，文学批评家之间并没有一个明确而完备的理论框架作为他们共同的批评支点，在批评操作上也显出方法的多样性，而不象“新批评”那样逐渐定型化和程式化。到目前为止，对“新历史主义”的研究和理论界定已使其相对清晰，但“新历史主义”仍然是一个弹性较大的文学批评流派，甚至一些被看作是新历史主义者的人也不承认自己的文学批评是新历史主义的。

“新历史主义”作为一个批评流派肯定有其不可取代的共性，这种共性可简洁地概括为：以特有的方式回归历史。20世纪的文学批评可以粗略地分为历史主义的和非历史主义的两种。历史主义的文学批评强调文学是外在于它的一个更大的社会、历史、文化系统的一部分，对文学的理解依赖于对产生它的整个“大语境”的理解，这种批评倾向一直不绝如缕；非历史主义的文学批评则隔断文学与作者、读者和它所反映的世界的确切关系，抓住文学的语言特性展开其理论和批评实践。“新历史主义”之所以“新”就在于它回归历史的方式是独特的，不是要简单地回复到旧历史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它吸收了非历史主义批评的若干成分，特别是后结构主义，尤其是福柯的一些理论成分。它企图把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的文化批评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新的历史主义批评。正如格林布拉特自己所承认的，他们的批评实践很难划入哪一个居主导地位的理论营垒，只能置于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之间来加以说明。另一个重要的“新历史主义”的历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海登·怀特（HaydenWhite）也说过：“新历史主义既过于历史化，又不够历史化，既过于形式主义，又不够形式主义，而这完全取决于以何种历史和文学理论为基础来对其加以评判。”［1］（P98）

“新历史主义”的批评实绩主要表现于对文艺复兴时代文学的批评研究上，这和它的近亲英国的“文化唯物主义”（CultureMaterialism）显出了相同的批评偏向。作为“新历史主义”命名者和主要代表人物的斯蒂芬·格林布拉特，其主要成就就是在文艺复兴研究领域，他长于个案和具体的文体分析，这种个案分析不同于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那样的“内在”批评，而始终依托于他所重建起来的历史、文化的“大语境”上，因此是一种“外在”批评。他是如何在批评实践中重建历史文化语境的呢？他这种重建的努力与旧历史主义文学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又有哪些不同呢？